在1948年，长春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成为了战争的焦点和人性考验的试金石。蒋介石的“王牌军”誓死守卫这座城市，而外面的解放军包围了整个城池。随着粮食的短缺和战争的持续，长春的市民们和守军一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就在绝望的气氛中，毛主席巧妙的指挥使得这座城市最终以一种没有鲜血洗净的方式迎来了和平解放。
提到“围城”，许多人脑海中会浮现出激烈的攻城画面：守军在城墙上英勇顽抗，攻城的士兵们奋勇前行，鲜血与硝烟弥漫，最后胜者站在战场中央，旗帜飘扬，四周满目疮痍。然而，长春的围城战，却打破了这一传统模式。解放军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战略，放弃了强攻的直接对抗，而是巧妙地用“软磨硬泡”的策略，避免了大量血腥的冲突，最终达成了和平解放的目标。
展开剩余81%1948年，长春成为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新七军”的主战场。这个部队可不是普通的军队，它装备精良，士气高涨，甚至把这座城市修建成了几乎无法攻破的“堡垒”。日军时期就已经留下的坚固建筑，再加上国民党进一步的加固，使得长春成为了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军事阵地。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难倒解放军。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下，虽然守军众多，城墙坚固，但长春并非不能攻克的死地。
最初，解放军准备进行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但很快，指挥官们发现，这种直接对抗的方式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于是，战术发生了转变，解放军开始了围攻而非正面进攻。围城战的第一阶段，解放军采取了多次外围进攻的方式，目的是削弱守军的防线。尤其是对西郊的大房身机场发动了猛烈攻击，企图切断敌人的空中补给。虽然机场的守军被击溃，跑道也被摧毁，但解放军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外围战斗虽然取得一定胜利，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随后的战术调整，将焦点转向了“围城打援”。解放军决定通过封锁敌人的增援线，迫使敌军自乱阵脚，而非直接对抗。通过这种“心理战”策略，解放军逐步使守军在无法获得补给的情况下陷入绝望，最终自我崩溃。这一战略极其高明，使得围城战的进程变得不再依赖单纯的兵力对抗，而是让敌军在心理和物质的双重压力下逐渐瓦解。
自6月25日起，长春的围城正式开始。解放军在周围布下了严密的封锁网，确保任何一丝资源都无法进入长春。敌人眼见四面受困，感到如同陷入死地，开始了几次大规模的反扑，但解放军凭借严密的防守，一次次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围城战的第二阶段，解放军不仅加大了军事封锁，还对敌军进行了心理上的持续打击。通过散发宣传单、广播喊话、甚至直接送饭的方式，解放军逐步削弱了守军的士气，让敌军内部开始产生裂痕。
与此同时，长春的民众也遭遇了可怕的饥荒。粮食短缺，物价飞涨，市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不再是战争带来的恐惧，而是每天面临的生死考验。战争本身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而饥饿则让他们的生存变得异常艰难。许多市民靠着吃糠秕、豆粉等低质量食物勉强度日。生活的困境让人感到绝望，甚至有流言说，“战争是打仗，饿肚子才是打‘饭’战”。最初，长春守军的李鸿安安慰士兵们，“没关系，粮食不够就靠空投。”但是空投数量有限，根本无法满足整个城市的需求。美军专家估算，要满足长春的基本需求，每天至少需要20架飞机飞行，但实际空投的粮食远远不足。
长春的居民们饥饿得几乎到了极限，市民们变得像行尸走肉般，在街头徘徊。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忍受守军的强迫征粮和搜刮。从民众家中强行夺走一切能吃的食物，甚至是最简单的豆粉和糠秕。长春街头的景象，似乎比战场更加令人心碎。
在这种极度困苦的情况下，解放军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在封锁的同时，也积极进行民生救援。解放军设立了难民收容所，提供每天一斤的救济粮，同时还组织志愿者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市民，带着他们离开城市，暂时逃离战火的洗礼。这种帮助让一些饥饿和绝望的人看到了生的希望。
然而，长春围城的决胜并不是依靠武力，解放军的“心战”策略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通过精心策划的心理战和政治攻势，解放军成功地削弱了守军的抵抗意志。曾泽生，国民党军第六十军的军长，在解放军的一系列政治与心理攻势下，终于放弃了抵抗，选择投降。郑洞国，蒋军的副总司令，也在同样的策略下，内心的疑虑和恐惧被解放军的坚定打破，最终选择投降。
最终，经过数月的围困和策略博弈，长春于10月21日完全解放。这场围城战，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解放军智慧与策略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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